時間:2023-09-19 16:20:20
導語: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yōu)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chuàng)作可能。

摘要:柏拉圖的《理想國》最為人們所熟知,其中提到的“哲學王”更是為人們所樂道。其實他還有一本后期著作《國家篇》也頗為知名和重要。對比這兩本書,有人認為這其實反映了柏拉圖思想由“人治”走向“法治”的一個轉變。那么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轉變呢?這正是本文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人治 法治 轉變 原因
提到柏拉圖,其《理想國》(又稱《國家篇》)最為人們所熟知。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堅定地認為,“只有在某種機遇下,那些被人們稱為無用的極少數(shù)尚未腐敗的哲學家被推上統(tǒng)治地位,出來掌管城邦,無論他們是否自愿,并使公民服從他們的時候,或者說,只有在神的激勵下,那些當權者的兒子,或那些君主本人對哲學產生真正的熱愛時,城邦、國家或個人才能達到完善”[1],即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應當由哲學王所領導,哲學王在理想國中占有核心地位。然而柏拉圖晚期有一本著作叫《法律篇》,他在其中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因此,一般認為,柏拉圖的政治法律思想經歷了一個由《理想國》中的“哲學王”人治到《法律篇》中法治的轉變。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其思想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轉變呢?
其實,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有著一定的緣由的。柏拉圖晚期思想發(fā)生轉變也是有因可尋的。這既是由其學術思想的內在發(fā)展導致的,同時我們在考察期思
想轉變時也不能忽視了其人生經歷帶來的影響。
一、學術思想的內在轉變
柏拉圖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以“理念論”為基礎的哲學思想之上的。晚期的柏拉圖本人首先對其哲學賴以為基礎的“理念論”進行了反思。在《巴門尼德》中,他重新分析了究竟哪些事情有理念。按照柏拉圖原來的思想,任何一類事物都有理念,理念作為原本是完美無缺的,具體事物作為摹本總是有缺陷的。那么,污泥、穢物是否有理念呢?如果它們也有理念,這些理念一定比它們更加污穢了。這樣,就與理念是完美無缺的思想相矛盾。因此,柏拉圖明確否定有污泥、穢物的理念??墒?,如果它們沒有理念,那么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呢?柏拉圖在這里陷入兩難之中。在這篇著作中,他也仔細分析了具體事物如何分有理念。分有只能兩種辦法,一是分有整個理念,一是分有理念的部分。如果分有整個理念,一個人分有人的整個理念,另外一個人也分有人的整個理念,那樣理念和具體事物一樣,也有很多,就不是單一的了。如果分有理念的部分,如一個人分有人的理念的一部分,另一個人分有人的理念的另一部分,那樣就破壞了理念的完整性,不僅如此,還會導致更荒唐的結果。如果說一個東西因為分有大的理念的一部分而成為大的話,那就等于說大的東西因為分有“小”而成為大的,因為大的部分比“大”本身而言無疑是小的。柏拉圖發(fā)現(xiàn)這些困難后,也曾力圖去解決之。但是這些困難都是他的哲學基本觀點造成的,他不會放棄他的哲學基本觀點,所以他也不可能解決這些困難。而解決不了這些困難到頭來又動搖了其《理想國》中政治哲學思想的哲學基礎。于是,其政治哲學思想也必須尋求某種變通。這也就說明了為什么其晚期政治哲學思想出現(xiàn)了變化。
二、生活經歷的外在影響
柏拉圖青年時代是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度過的,他目睹了當時希臘社會的混亂給城邦公民帶來的悲慘遭遇,也目睹了希臘由盛轉衰的過程,蘇格拉底之死更是深深地刺激了柏拉圖,這促使他萌發(fā)了強烈的構建一個理想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柏拉圖總結當時城邦混亂的教訓,認為這是民主法治的不完善所致,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直接導致了蘇格拉底之死。因此他認為在當時的希臘社會,民主法治已經變質的情況下,只有理念論化身的哲學王才能真正治理好一個國家。當然理想國及哲學王的存在要具備很多條件。柏拉圖的《理想國》正是為此而作的??梢哉f,他的一生都在為希臘城邦的社會秩序進行不斷的思考和探討,為此提出了一套詳細的理論,并最終期望將這種理論變成制度,付諸實踐。然而在奔走實踐中,“理想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尤其是在西西里的遭遇,差點被狄奧尼修一世處死,后雖經人說情免死,還是被當做奴隸賣掉,后經人搭救才回到雅典,這次心靈和身體的“流放”深深地刺激了他。他開始思考,在一個法治不健全、人治占上風,而統(tǒng)治者本人又非哲學王或變質的話,其造成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因此,在“理想國”現(xiàn)實地難以實現(xiàn)的時候,他開始反思自己的學說,開始尋求新的突破,在后期的《法律篇》中,他指出一個完善的法治的國家是一個次好的國家,也是值得推崇的。
縱觀柏拉圖的一生,其青年時期師從蘇格拉條學習哲學,學法治思想,然而蘇格拉底之死及其本人遭遇使其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法治走向人治,再回到法治的過程。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次復歸。當然這不是簡單的回到過去,而是包含了更深內涵的創(chuàng)造性的復歸。
參考文獻:
[1]柏拉圖著,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2卷)》之“國家篇”[M].人民出版社,2003
[2]柏拉圖著,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2卷)》之“巴門尼德篇”[M].人民出版社,2003
[3]柏拉圖著,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3卷)》之“法篇”[M].人民出版社,2003
柏拉圖(前427―前347)是古希臘先哲之一,師從蘇格拉底,其畢生都在努力創(chuàng)建一套能治理理想城邦的成熟哲學思想體系。他出生于雅典民主時代末期的一個貴族之家,青年時代的他經歷了雅典的戰(zhàn)敗及民主黃金時代的結束。隨后,柏拉圖又經歷了三十僭主的殘酷統(tǒng)治時期,這三十人都是平時高談美德的有學志士,這使他明白了盡管擁有才智和道德也未必能清醒正直地將健全的政治見識變?yōu)楝F(xiàn)實。而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冠上“毒害青年罪”而冤死這一事情更是深深影響了柏拉圖之后的人生道路。他曾說:“雖然我曾經滿腔熱誠的希望參加政治生涯,但這些混亂的政治現(xiàn)實卻使我暈頭轉向。”他放棄了積極投身政治的熱忱,轉而進入哲學的研究中。但是他并沒有放棄他構建理想城邦的心愿,他在接下來十二年游歷歐洲各國,學習和完善自己的知識體系,最后回到雅典創(chuàng)建學園。學園的創(chuàng)立是柏拉圖一生最重要的功績。當時希脂以及周圍各國最有才華的青年受它的吸引,聚集在柏拉圖周圍從事科學研究和學術討論,為后來西方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提供了許多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
二、從模仿說看詩中是否包含真理
柏拉圖在分析個人的正義時,提到心靈結構的三個組成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這三者在一個人自身內各司其職,那么這個人就是正義的,即在做他本分的事情。而理性無疑在三者中起領導作用,并與激情協(xié)同作用,領導欲望,以免它會因為肉體的快樂而變大變強不再恪守本分,“企圖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應該控制支配的部分,從而毀了人的整個生命” [1]98。因為“心靈的理性部分才是心靈最善的部分,而當人們處理數(shù)字、計量等問題,就是心靈的這個部分在進行工作” [1]355。理想國的建立是要依靠理性力量的主導,詩歌作為文化藝術的重要部分對人心的影響是頗為深刻的,詩歌能否存在于理想國中就取決于詩歌對理想國的教育是否有益處,歸根結底就是探討詩人創(chuàng)作時是否憑借理性的力量,詩歌中是否包含真理。
為了解釋詩歌和詩人的存在對理想國究竟有無益處,柏拉圖在第十卷中舉了床這個簡單的例子來揭示他的文藝模仿說。他認為詩人和畫家一樣是模仿者,與理念隔了兩層,他們“除了模仿技巧以外一無所知”, “能以語詞為手段出色地描繪各種技術”,而聽眾“由于和他一樣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只知道通過詞語認識事物,因而總是認為他描繪得再好沒有了” [1]352。詩人只是像魔術師變戲法一樣利用了人們心靈中時常有的對表面現(xiàn)象的混淆及感性的成分。柏拉圖對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模仿并不認同,這樣的過程讓詩歌和真理相隔甚遠?!霸娙说膭?chuàng)作是真實性很低的;因為像畫家一樣,他的創(chuàng)作是和心靈的低賤部分打交道” [1]355。因此柏拉圖認為完全會有理由拒絕讓詩人進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為他的作用在于激勵、培育和加強心靈的低賤部分毀壞理性部分。
三、文藝的社會功用分析詩歌和哲學能否結合
由于生長環(huán)境和家庭背景,柏拉圖博覽群書,諳熟詩歌和戲劇的美和力量,本身也熱愛詩歌創(chuàng)作,他贊頌荷馬是“第一位教師和所有這些美的悲劇之物的首領”[1]362。詩人的詩是美的,因此希臘人對其推崇備至,這是傳統(tǒng)權威建立的基礎。但柏拉圖更加強調的是“不能讓美傷害了真,不能因為詩的美就認為詩中包含真理” [3]41。
首先,柏拉圖自身創(chuàng)作時也充分發(fā)揮了詩歌的故事性和感染力,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學風采。柏拉圖自己也提出“要用故事來教育孩子”。而在柏拉圖的著述里,“故事”常常是“詩”的同義語。就連他的對話錄本身也是用形象的故事講述抽象的道理。這里也展現(xiàn)了柏拉圖詩人的一面,“柏拉圖的哲學對話,用詩的方式展示了哲學生活本身。在他無形的戲劇舞臺上哲人蘇格拉底是一個主角(英雄),蘇格拉底通過沉思和言談在其生死中踐行的哲學生活” [12]89。而且一直以來,詩歌和音樂就是青少年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城邦的管理者不能對哲學一無所知;同樣,合格的公民不能對詩樂置若罔聞” [4]118。
其次,理性審查詩歌作品是比起完全驅逐詩歌來得更為實際的做法,這需要在哲學家“自己內心深處守護自身心靈城邦的秩序”。經過篩選的詩歌如諸神的頌詩或者好人的贊美歌,柏拉圖認為不僅包含豐富的知識內涵,除了給人愉悅以外,還使人增長知識,開闊心胸,使人熱愛生活。在這樣管理得當?shù)那闆r下,優(yōu)秀的詩歌作品就可以在城邦建設中占有一席之地。詩歌的感染力和充滿希望的力量會給城邦的公民帶來精神上的洗禮。純粹的理性固然是引導一個人生活、引導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主導力量,但人的心靈始終包含感性因素,拋棄這個部分是不能讓一個人正常生活,也不能讓一個國家正常運行的,因為這如同否定了人的本質?!皰亝s詩也將導致巨大的損失,人們將因此喪失一種與人的本質密不可分的理解和生活的框架,日常生活如果脫離了習俗的規(guī)范和一貫性很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結果” [3]47。
作為哲學家的柏拉圖認為“詩的首要任務不是拘泥于這種或那種形式,而是教育民眾,尤其是兒童,使之成為具有高度政治意識和穩(wěn)妥的道德觀念的自由人” [4]123,他從詩的社會功用性角度將詩歌從被完全驅逐的邊緣拉了回來,這也反映了哲學家柏拉圖內心深處的詩人本色。正是有這樣的特質存在,柏拉圖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詩歌的對城邦建設的意義所在,讓哲學和詩歌二者有機結合比完全否定詩歌對國家的管理來說更為實際且長遠。
論文關鍵詞:柏拉圖;理想國;正義;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統(tǒng)一與矛盾
《理想國》是柏拉圖對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寫就的著作。系統(tǒng)地闡釋了作者的正義觀、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我們從柏拉圖的理念論體系來理解《理想國》中的正義、幸福、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梢愿钊氲乩斫獍乩瓐D關于國家政治設計的目的,了解柏拉圖的國家思想對后世政治哲學中制度設計的影響。
一、城邦的正義與靈魂的正義
《理想國》以討論“什么是個人正義”作為開始,依次討論了城邦的建設、城邦中的三個等級和城邦的正義等問題,最后回歸到“什么是個人正義”。在柏拉圖看來,一個理想的城邦是由智慧、勇敢、節(jié)制三種理念構成的。這三種理念分別在現(xiàn)實世界中形成了城邦中的三種品質,也同時相對應地形成了三個階級,分別是護國者、護衛(wèi)者和被統(tǒng)治者,其本質上就是學者階級、軍人階級和勞動階級。而城邦的正義就是能夠使智慧、勇敢、節(jié)制在這個理想的城邦產生,并在它們產生之后一直保護著它們的那個品質。簡單來說城邦的正義就是三個階級各安其職、各盡其責、互不僭越,正義就是一種秩序。正義的目的是為了使全體公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階級的單獨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而在其德性幸福論的體系下,只要每個人完美地擁有其依附的這一個階級的品格,不僭越,則國家中的每個人就都是幸福的。這個國家的任務就完成了。這就是柏拉圖的早期政治思想。
類比的方法論是柏拉圖著作中的很大一個特點。柏拉圖認為可以先讀“大字”,再讀“小字”,由大見小。因此在討論了城邦正義的基礎上,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在接下來的對話中論述了什么是個人正義。和城邦相類似,個人的靈魂有三部分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拔覀兠總€人如果由于自身內的各種品質在自身內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義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币簿褪钦f,正義的人就是擁有其應該擁有的品格的人。每個人擁有其應該擁有的品格就是正義的人,正義的人就會得到幸福。
這里我們注意到,《理想國》中的個人靈魂的正義是在城邦的正義下才得以成立的。每個人在城邦中擁有其個人獨特的技藝,屬于其獨特的階級。當每個人擁有他個人作為該階級成員需要擁有的品格的時候,他就是正義的。護國者擁有智慧,能完善地治理國家的時候,他就是正義的;護衛(wèi)者擁有勇敢,能有保護國家不受外來襲擊的時候,他就是正義的;勞動者能夠提供勞動,提供物質資料,并且節(jié)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服從于統(tǒng)治階級的時候,就是正義的。因此可以認為,在柏拉圖的政治和倫理體系中,倫理思想中的品格“真實存在的東西并不是個別人而是人類,對柏拉圖來說,倫理思想變成了政治思想”。下文將對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展現(xiàn)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統(tǒng)一和矛盾進行分析。
二、理念論體系下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統(tǒng)一
“理念論”的方法論思想深深影響了《理想國》中對國家政治和個人倫理的探討。柏拉圖的“理念”在方法論上來講,可以被界說為類的概念,“所以無論何種類概念均屬于純形式的更高級的世界”。具體來看,《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多次使用了類比的方法來推出結論。最大的類比就是城邦正義和個人正義的類比。這個類比形成了理想國的整體骨架。還有城邦中的三個階級和個人靈魂中的三種品格的類比。其中個人的理性可以上升為城邦中的學者階級,個人的勇敢可以上升為城邦中的軍人階級,個人的欲望可以上升為城邦中的勞動階級。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柏拉圖認為個人正義是的更高形式就是城邦的正義。在理念論的思想下,個人正義一定具有更高層次上的類概念,也就是城邦的正義。雖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申明是為了尋找個人的正義才虛擬了一個理想的城邦,由大見小,“先探討在城邦里的正義是什么,然后在個別人身上考察它”,但是很明顯看到《理想國》的主要目的是想論述柏拉圖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城邦思想。因此,從柏拉圖的邏輯來看,不是由城邦的正義來推導個人的正義,而是個人的正義上升為城邦的正義。
可以認為,柏拉圖哲學的倫理思想不在于個人的能力和幸福,而在于類的倫理的完美。因此,在柏拉圖理想城邦中的人,并不是單個存在的,而是從屬于其類概念上的城邦的。對柏拉圖來說,其倫理思想就上升成為了政治思想。這樣,在理念論體系的影響下,柏拉圖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了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是對當時雅典,甚至是整個希臘城邦政治日趨腐化的對抗。在柏拉圖的時期,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開始敗落,“在當時希臘政治生活分崩離析,個人幸福風靡一時,柏拉圖理論與之抗衡,將國家的概念提高大駕馭一切的高度”。⑥如此就可以解釋為何柏拉圖哲學中的倫理思想是低于并且服務于政治思想了。
但是,柏拉圖使個人倫理從屬于國家政治體系的做法,必然導致極端限制公民的個人自由,弱化個人利益,甚至不能談個人利益。這樣一來,《理想國》中的國家理想就變成了為實現(xiàn)科學理論的軍事國家了。因此,如果排除柏拉圖的理念論體系對倫理學的影響,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下文將論述這種矛盾。
三、柏拉圖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的矛盾
柏拉圖的倫理思想是“德性幸福論”,他宣稱只要擁有了其該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這里擁有品德和幸福同一的,不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但是與后世的德性幸福論不同的是,柏拉圖的“德性幸福論”適合其政治思想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其理想的城邦中,個人的品德(也就是個人的幸福)是和這個城邦的政治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
具體來說,柏拉圖認為,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每個人只要擁有其該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但是,他的理想城邦中的人是有階級差別的。每個階級的人應該擁有的品德是不一樣的。學者階級的品德是智慧,因此擁有了智慧,這個階級的人就擁有了幸福;軍人階級的品德是勇敢,擁有了勇敢,這個階級的人就擁有了幸福;而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勞動階級,也就是被統(tǒng)治階級好像沒有被賦予他們獨有的品德。
如此看來,按照柏拉圖的邏輯,由于每個人隸屬于各自的階級,因此每個人應該擁有的品德是不一樣的,因此在他的理想城邦中三個階級中的人的幸福標準是不一樣的,有等級差別的。為了解釋他的這種有差別的品德和幸福論,特別是為了讓被統(tǒng)治者相信這種有差別的幸福。柏拉圖甚至引人了“腓尼基神話”。
但是倫理學研究“正義”、“幸?!?、“品德”這些概念,都無非是為了找到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能夠排除等級差異和政治制度影響的標準。而柏拉圖的倫理思想?yún)s不是這種目的。柏拉圖的“德性幸福論”就和其政治思想發(fā)生了尖銳的矛盾。為了調和這種矛盾,柏拉圖使其哲學中的倫理思想就附屬于其政治思想。比如閱讀《理想國》前幾卷我們會認為柏拉圖論述城邦的正義僅僅是為了與個人靈魂的正義做類比。
由于《理想國》中倫理思想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成為了極端限制個人自由的、弱化個人利益的國家。就如馬克思所說,“他的理想國只是埃及種族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雖然這種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結合在當時的雅典社會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但是卻泯滅了個人的自由。
柏拉圖著作哲學觀公民教育一、柏拉圖的時代背景
柏拉圖生活于古希臘雅典城邦迅速走向衰落的時期、雅典的極盛時代,即“伯里克利時代”。在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病逝,人亡政息,標志著雅典黃金時代結束,衰敗已經開始。柏拉圖出生于伯利克里去世后兩年,困擾雅典數(shù)年之久的瘟疫剛剛結束,激烈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耗盡了雅典的精力。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民主政體陷入危機,社會動蕩不安,傳統(tǒng)的社會倫理道德準則、信仰、法制陷于解體。柏拉圖傾其一生研究如何挽救日趨衰微的雅典城邦,這正是時代給柏拉圖提出的命題。
二、柏拉圖的哲學觀
柏拉圖認為,自然界中有形的東西是“流動”的,所以世間才沒有不會分解的“物質”。屬于“物質世界”的每一樣東西必然是由某種物質做成。這種物質會受時間侵蝕,但做成這些東西的“模子”或“形式”卻是永恒不變的。因此,對柏拉圖而言,永恒不變的東西并非一種“基本物質”,而是形成各種事物模樣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他得出一個結論:在“物質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個實在存在,他稱這個實在為‘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種現(xiàn)象背后、永恒不變的模式”,稱之為“柏拉圖的理型論”。
柏拉圖借用“洞穴神話”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解釋。
設想在一個地穴中有一批囚徒:他們自小待在那里,被鎖鏈束縛,不能轉頭,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們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條橫貫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墻,如同木偶戲的屏風。人們扛著各種器具走過墻后的小道,而火光則把透出墻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壁自然地認為影子是惟一真實的事物。如果他們中的一個碰巧獲釋,轉過頭來看到了火光與物體,他最初會感到困惑;他的眼睛會感到痛苦;他甚至會認為影子比它們的原物更真實。如果有人進一步拉他走出洞穴,到陽光下的世界,他會更加眩目,甚至會發(fā)火;起初他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陽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陽自身。到那時他才處于真正的解放狀態(tài),會開始憐憫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來的信仰和生活。如果他返回去拯救他的囚徒同伴,他得有一段時間去適應洞中的黑暗,并且會發(fā)現(xiàn)很難說服他們跟他走出洞穴。
柏拉圖借著這個洞穴神話,想要說明哲學家是如何從影子般的影像出發(fā),追尋自然界所有現(xiàn)象背后的真實概念。黑暗洞穴與外在世界的關系就像是自然世界的形式與理型世界的關系,也闡明環(huán)境對人們認知的巨大作用。當人們一直面對的是虛無的影子時,自然只將影子理解為真實事物,便無法接受“陽光下的世界”,更不愿走出黑暗的洞穴。
三、柏拉圖的理想國
柏拉圖《理想國》一書主題是探討什么正義。柏拉圖認為,從有效善出發(fā)無法論證正義即是善,也無法達成正義。將有效善的某些方面推至極致,就可能出現(xiàn)一些荒謬的結論。柏拉圖反駁了認為守法是正義的觀點,統(tǒng)治者總是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使得“正義”只代表統(tǒng)治者利益。但是,統(tǒng)治者可能會犯錯而制定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從邏輯上與守法矛盾。管理、指揮、計劃乃至生命都是心靈的功能,而正義則是心靈的德性。在柏拉圖看來,所謂的正義,不應僅僅追求一個好的目的。柏拉圖設想通過一個正義的城邦來推導個人的正義、正義的本質及其真正利益。這個城邦就是理想國。
柏拉圖指出,一個正義的城邦必須是一個運作有序的城邦,在城邦內存在正確的分工,整個城邦在一種完全和諧的狀態(tài)下運行。柏拉圖將城邦內的中人員分成統(tǒng)治者、護衛(wèi)者、生產者三個層次:生產者要具備各自的技能,城邦的護衛(wèi)者要具備強健的體能、勇敢及智慧,統(tǒng)治者必須永遠保持其公道性和正確性,能權衡一切,所以只有哲學王才有資格做統(tǒng)治者。柏拉圖認為,正義是一種美德,它使人們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成為一個完善的公民的渴望,這個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樣依照正義的要求去進行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正義表現(xiàn)為“每個人干他自己分內的事而不干涉別人分內的事”,生產者與護衛(wèi)者服從統(tǒng)治者,“各守其職,各安其分”。這便是柏拉圖的正義及理想國。在理想國中,愛智慧、掌握了真理且明白事理的哲學家居于統(tǒng)治地位,居于輔佐地位的是具有勇敢美德的軍人,他們是護衛(wèi)者,第三類人則是具有節(jié)制美德的手工業(yè)者和農民。
柏拉圖的正義理論開啟了人們對國民素質及公民教育的思考,特別是對國民進行正義的教育探討。這也極大地促進了公民教育的發(fā)展。但柏拉圖理想國論證理有四個方面缺陷:
首先,在理想國中,將人分成三個等級,每個等級“各守其職,各安其分”,表面是為了使城邦和諧運行,實則人為地限制了競爭,妨礙了社會進步發(fā)展。這種表面的和諧只利于統(tǒng)治者需要的穩(wěn)定,卻使社會缺乏變革及進步的動力。如果真正實現(xiàn)“理想國”,則社會完全處于一種靜止的、穩(wěn)定的、不變的狀態(tài),這顯然與社會不斷發(fā)展的規(guī)律相悖。
其次,柏拉圖認為,有效善無法達成正義,而優(yōu)秀善則在追尋正義的過程中則起著一種引導問題。但是,一個人的思想無法完全超越其所處的時代,即使理想化的哲學王也會囿于種種因素的限制,在達成正義的過程中出現(xiàn)某些誤導作用。這些誤導,不僅僅體現(xiàn)為方向的偏差,還包括理論內部的自相矛盾。柏拉圖提及,理想國中的教育是要使所有人都去努力求真。但是,當引導者出現(xiàn)偏差變成誤導者時,整個社會就成了洞穴中的囚徒,民眾會將影子認知為實物。
再次,從源頭來講,理想國是依據(jù)人本身素質的差異為標準,以素質較低下者對高素質者的服從原則進行構建的。這種構建正是一種出于目的、出于結果而進行的有效善。這種理想國城邦中的正義正是出于這個目的的有效善,是依照正義的要求去進行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這正是柏拉圖定義的正義。因此,正義是出于目的有效善的正義,顯然自相矛盾。
最后,柏拉圖未回答最初的城邦如何形成有服從與被服從,從一開始,理想國的建設就出現(xiàn)了無法以其理論解釋的矛盾,它何以能推導出真正的正義。柏拉圖的理想國只有權力意志的絕對性,而無自由權利的普遍性。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個人的正義價值是安分守職的為城邦做貢獻,喪失了工作能力的人也就喪失了生存的價值和權利,對于城邦的正義而言,重要的不是公民的生存,而是讓公民去工作??梢?,理想國并不理想,理想國中的公民沒有世俗的幸福。
雖然柏拉圖的理想國理論存在許多缺陷,但柏拉圖的正義理論及公民教育理論有許多值得反思借鑒之處。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教育夢,有必要借鑒柏拉圖的公民教育理論,增強民族使命意識,實干興邦。
四、柏拉圖公民教育思想
首先,反映柏拉圖教育思想的文獻主要是《理想國》和《法律篇》,柏拉圖闡明了教育為國家培養(yǎng)保衛(wèi)者――哲學家和軍人的觀點。柏拉圖將國家主義教育和個人主義教育融為一體,促成個人的身體發(fā)育以及道德和理智的進步和提升,造就具有履行國家職責所需要的個人素養(yǎng)、身心能力、態(tài)度和性情、技巧和知識的統(tǒng)治者和輔助者等級,手工業(yè)者和農民未劃在教育范圍。
在理想的國家里有統(tǒng)治者、衛(wèi)士和生產者三個不同階級,四大美德存在于這三個不同階級里,它們也就同樣存在于個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個不同的靈魂成分里。可以將其歸結為這樣的關系:靈魂――美德――國家;理性――智慧――統(tǒng)治者;意志――勇氣――戰(zhàn)士;欲望――自制――工匠。
柏拉圖認為,在教育中,個人靈魂的正義和國家的正義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在正義的國家里,各個階級只做自己的事,不做超出其范圍的以外的事。教育正是對這樣正義靈魂和個體的培養(yǎng)。
其次,柏拉圖教育思想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最深層的根基就是他的靈魂學說,尤其是“靈魂回憶說”和“靈魂轉向說”。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不朽的,當人類發(fā)現(xiàn)自然界各種不同的形式時,某些模糊的回憶便開始擾動他的靈魂,涌起一股回到它本來領域的渴望。柏拉圖所描述的是理想中的生命歷程,并非所有的人都會釋放自己的靈魂,讓它踏上回到理型世界的旅程,大多數(shù)人都局限于感官世界。他相信自然界所有的現(xiàn)象都只是永恒形式或理型的影子。大多數(shù)人活在影子間就心滿意足,他們不去思考是什么投射出了影子,覺得世間只有影子,甚至不曾認清世間萬物只是影子。因此,他們對于自身靈魂不朽的物質從不在意。哲學家就如同掙脫了束縛的靈魂、返回到洞穴的自由人一樣,為了整個城邦的利益,他必須放棄個人思辨的幸福而參與政治生活――做哲學王,以便解救陷于悲慘境地而毫無自覺的人們。
再次,柏拉圖認為,公民教育旨在養(yǎng)成的公民正義認知、公民美德及公民精神。政治活動與教育活動是一致的,國家體系就是一個教育體系,公民教育既是政治活動的目的,也是其手段。在柏拉圖的眼中,政治是道德與教育的聯(lián)合體,公民教育的實施是為了使公民進入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存在是為了通過公民教育獲得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在柏拉圖看來,教育把公民德性的培養(yǎng)放在教育的首位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柏拉圖主張真正的公民教育是從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種美德教育。這種訓練使人們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成為一個完善的公民的渴望,這個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樣依照正義的要求去進行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敖逃钡拿Q被賦予且只能被賦予美德訓練。因為權力的問題說到底是政治的中心問題。只有那些掌握了知識同時又掌握了權力的人才能給整個城邦帶來幸福。
最后,柏拉圖認為,公民教育的本質在于培養(yǎng)德性、教化靈魂。個人的德性必須以實體性的國家為基礎,他的生活、行為、思想、自由意志都表現(xiàn)在國家里。國家是他的行為習慣、倫理道德的基礎。個人的意愿應服從國家的需要,個人只有站在國家的基礎上,才能腳踏實地,尋求個人的發(fā)展。培育、凈化與完善公民的靈魂是公民教育的根本任務。
五、公民教育的內容
柏拉圖根據(jù)人的年齡把整個教育過程分三個階段,學前教育、知識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知識教育期,又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1.第一階段學前教育階段(出生~6歲)
兒童在3歲以前,由女仆專職負責飲食起居;教育則由國家最優(yōu)秀的公民來監(jiān)督實施。對兒童的教育開始得越早越好,“凡事開頭最重要。在幼小柔的階段,最容易受陶冶,你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成什么型式。”教育內容主要是講故事、做游戲、學音樂等。柏拉圖對幼兒教育很重視,認為講給幼兒的故事要經過挑選,剔除不健康的,應選擇那些能激發(fā)幼兒勇敢、正義和高尚品德的故事。在組織游戲時,方式和內容要有精心安排,不要經常變化,否則會影響成人時對國家的法律的忠誠。
2.第二階段知識教育階段,包括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6~18歲):兒童6歲開始進入男女分校學習,接受同樣的教育,并且根據(jù)個人的興趣、愛好分別進入國家辦的文法學校、弦琴學校和體操學校學習。這些學校的學習內容包括閱讀、書寫、計算、唱歌、音樂、體操、騎馬、射擊等。這一階段的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情感和道德,發(fā)展兒童靈魂中的低級部分,形成節(jié)制的品德。
中等教育(18~20歲):18歲畢業(yè)后,大多數(shù)人,尤其是手工業(yè)者、農民的子弟要進入社會做一個順從的勞動者。富人家的子弟在18~20歲期間要接受較高一級的教育,培養(yǎng)他們的意志和勇敢,使之成為保衛(wèi)國家的軍人。
3.第三階段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國家對極少數(shù)具有所謂金質潛能的年輕人所施加的促使其靈魂轉向、直觀善的理念而最終成為理想的統(tǒng)治者――哲學王的教育。其內容為:算術、幾何學、天文學、音程學。依照這個次序將靈魂從可見世界逐級上升最后達到辯證法――哲學的世界。
六、公民教育對當代教育的啟示
全面提高我國的幼兒教育水平,尤其是3~6歲的幼兒的教育水平,對于我們國家與民族的長遠發(fā)展與建設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影響。目前,部分學前教育工作者對幼兒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兒童教育的作用認知存在很大偏差。有的認為學前教育就是照看孩子,使其快樂安全的長大,有的則認為幼兒園就是“小小學”。學前教育工作者整體文化素質不夠高、學歷偏低。全面提高我國幼兒教育工作者的整體素質水平,提高我國的幼兒教育水平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且任重道遠。
中小學教育改革實施多年,有了好的結果,但一些地方不盡人意。如存在著素質教育思想和實際客觀教育兩層皮,喊的是素質教育,實施的是應試教育現(xiàn)象。把德、智、體、美、勞有機結合起來來衡量考核學生的素質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另外,未建立起一個好的評價體系,學校、社會及各個方面都以成績來衡量老師的教學水平。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變成了犧牲品。只有改變評價體系,使教師只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不再過度關注學生成績,中小學教育的弊病才能徹底根除。
有人將幼兒教育及學校教育誤解為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對全體公民的教育。學校教育不能替代公民教育,幼兒及學校教育僅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目前,社會上常常有一些陋習與學生在校學習的公民規(guī)范相背離,這往往影響著學生在校學習的效果。構建一個有良好風尚的社會是當前進行公民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積極學習、追求上進、有公德、有互助互愛之心、愛國愛家、崇尚公平競爭、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義務、尊重公有財產、注意公眾衛(wèi)生,是構建一個有良好風尚社會的目標。這一目標正是公民教育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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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是古希臘屈指可數(shù)、名聞遐邇的大哲學家,他既是蘇格拉底的直接繼承者,又是另一位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的重要影響者.他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邏輯學等領域均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近現(xiàn)代的幾乎所有學術思想均可在柏拉圖的思想中找到源頭,因此,說柏拉圖是古代、中古和近現(xiàn)代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實不為過.柏拉圖思想中最有影響的恐怕是其哲學思想,同時他還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流芳后世的《國家篇》和《法律篇》中,他關于幼兒教育、女子教育、音樂文藝教育、體育及軍事教育等思想對古希臘及后世的教育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早期教育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圖第一個提出學前教育思想.他認為對兒童的教育開始得越早越好.“凡事開頭最重要,特別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階段,最容易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國家篇》377B)他甚至主張?zhí)ソ?“我們同時應該甚至在孩子出生以前就著手這一工作:待產的婦女必須接受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種訓練.”(《法律篇》789D)他認為,孩子出生后,必須確保護士甚至在他能走路之前給他有益的運動和空氣,尤其不許他由于過早走路而傷害自己(《法律篇》789E).嬰孩應盡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樣生活;應該把他上下擺動,給他唱歌,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便使他免受驚嚇(《法律篇》790C—E).這是為發(fā)展勇敢和堅定性格的首要的準備工作.當孩子3歲或更大一點,我們可以開始審慎地糾正他,讓他開始玩游戲,最好讓孩子發(fā)明自己的游戲;在6歲時,就要認真開始授課,隨之把女孩和男孩隔離開來,應當教他們騎、射、投、擲,應該注意把孩子們訓練成左右手并用(《法律篇》793D—794D).現(xiàn)代腦科學表明,兒童的大腦具有極強的可塑性,柏拉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小孩的肉體和精神具有極大的可塑性,因而提出了早期教育的思想,我們不得不為柏拉圖的睿智所折服.
二、音樂及體育教育
柏拉圖特別重視對兒童的音樂文藝教育和體育教育.他認為“教育就是用體操來訓練身體,用音樂來陶冶心靈,教育要先教音樂后教體操,將故事包括在音樂里.”(《國家篇》376E)古代希臘重要的文化生活是聽民間藝人彈著豎琴演說史詩故事,故“音樂”一詞包括音樂、文學等義,相當于現(xiàn)在的“文化”一詞.
他認為兒童階段的文藝教育至關重要.“一個兒童從小受了好的教育,節(jié)奏與和諧浸入了他的心靈深處,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會變得溫文有禮;如果受了壞的教育,結果就會相反.”(《國家篇》401)他認為,一切種類的音樂、詩歌和藝術的教育目的都在于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養(yǎng)人的道德品格,音樂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達到對美的愛.(《國家篇》403c)因為音樂詩歌由于其潛移默化的作用,自幼便會把真、善、美同假、惡、丑的區(qū)別注入人心,使兒童“從童年時就和優(yōu)美、理智融合為一.”(《國家篇》401D)正因為他對兒童的音樂文藝教育非常重視,柏拉圖主張對音樂文藝教育的內容應嚴加審定.“先入為主,早年接受的見解總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為了培養(yǎng)美德,兒童們最初聽到的應該是最優(yōu)美高尚的故事.”(《國家篇》378E)因此,“我們首先要審查故事的編者,接受他們編得好的故事,而拒絕那些編得壞的故事.”(《國家篇》377C)他提出要制定一個限制音樂、詩歌的法律,規(guī)定哪些內容的音樂、詩歌可以提倡,哪些內容的音樂、詩歌必須取締,以“鼓勵母親和保姆給孩子講那些已經審定的故事,用這些故事鑄造他們的靈.”(《國家篇》379C)柏拉圖認為音樂教育之后,年輕人應該接受體育鍛煉,“體育方面,我們的護衛(wèi)者也必須從童年起就接受嚴格的訓練以至一生.”(《國家篇》403D)他認為,體育訓練的目的是使護衛(wèi)者的身體狀況能適應護衛(wèi)者的工作,“他們有必要像終宵不眠的警犬;他們在戰(zhàn)斗的生活中,各種飲水和各種食物都能下咽;烈日驕陽狂風暴雨都能處之若泰.”(《國家篇》404B)因此,他要求護衛(wèi)者必須戒除酗酒,食物應當簡樸,不能嗜睡.
柏拉圖認為應將音樂教育與體育鍛煉有機地結合起來,因為“專搞體育鍛煉的人往往變得過度粗暴,專搞音樂文藝的人又不免過度軟弱”(《國家篇》410D),因而應使音樂和體育良好地配合,使“音樂和體育服務于人的兩部分——愛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國家篇》412)
三、女子教育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中不僅非常重視對男子的教育,而且提倡給女子以同樣的教育,他是西方第一位主張“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他用動物作比方,以此來證明男女應受同等教育.“我們除了把母的警犬看做較弱者,公的看做較強者以外,應當一切工作大家同干.”(《國家篇》451E)“那么,如果我們不分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樣,我們一定先要給女子以同樣的教育.”(《國家篇》452)他提出應該同樣用音樂和體操來教育女子,并且還要給她們軍事教育.他認為兩性之間惟一的區(qū)別不過是生理上的區(qū)別,在一些方面如織布、烹飪、做糕點等,女人比男人更擅長,在諸如行軍作戰(zhàn)方面男人比女人更擅長,因此,沒有任何一項管理國家的工作因為女人在干而專屬于女性,或者因為男人在干而專屬于男性.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樣的才能和稟賦適宜于擔任國家保衛(wèi)者的職務,分別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強些罷了.
四、城邦護衛(wèi)者的教育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是直接為其所構建的理想國服務的.他認為,統(tǒng)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個,就是教育,即通過音樂和體育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公民.良好的教育和培養(yǎng)造成良好的身體素質,良好的身體素質再接受良好的教育,產生出比前代更好的體質,這除了有利于別的目的外,也有利于人種的進步.在這里,柏拉圖充分認識到了教育對于富國強民的重大意義和作用.他認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yǎng)具有最高知識的真正的善良的城邦護衛(wèi)者,這一目的進一步體現(xiàn)了他的教育為國家政治服務的思想.
關于護衛(wèi)者的學習內容,柏拉圖認為應先學習五門預備性學科:數(shù)學、平面幾何學、立體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理論.他認為,治國者之所以應學習這些知識,是因為它們不僅在軍事作戰(zhàn)上有用,更重要的是能鍛煉人的心靈,發(fā)展抽象思維的能力.這些知識的對象都是不能用感覺來觸摸的,“只能用理性去把握,別的任何方法都不行.”(《國家篇》526A)通過這些知識的學習,將治國者的靈魂“從變化世界轉向‘真理和實在’,最終達到最高知識——‘善’”的理念.他認為,所有這些預備性科目應趁護衛(wèi)者年輕時教給他們,不能用強迫的方式進行傳授.
柏拉圖認為,在學完預備性學科之后,要想達到“善”的境界,還必須接受“辯證法”的訓練.對于為什么要學習“辯證法”,他用著名的“洞穴的比喻”加以詳細的闡述.他把洞穴內的世界稱為“可見世界”,把洞穴外的世界稱為“可知世界”.在洞內看到洞壁上木偶的形象,相當于認識的“猜測”階段,轉身看到木偶的實物相當于認識的“相信”階段,及至走出洞穴到光天化日之下,認識便進入“理念世界”(“知識”的階段).而洞穴外的太陽則喻作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善”的理念.他指出,正像整個身體不改變方向就無法離開黑暗轉向光明一樣,我們必須“有一種靈魂轉向的技巧”,使學習的器官——整個靈魂(它類似看物的眼睛)轉離變化世界的個別事物,正面觀看實在世界的理念.這種“靈魂”轉向的技巧或學問就是他所說的“辯證法”.
關于學習前面提到的課程的對象,柏拉圖認為必須挑選出最堅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圍內也最有風度的人,此外,他們不僅要性格高貴嚴肅而且應具有適合這類教育的天賦,如必須刻苦學習,強于記憶等.
柏拉圖不僅對護衛(wèi)者的教育目的、內容作了明確規(guī)定,還就教育的時間安排及人才選拔作了詳細論述.他將護衛(wèi)者教育的時間安排分為六個階段:(1)童年——青少年時期.護衛(wèi)者自幼接受音樂和體育教育,目的是照看心靈,培養(yǎng)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們的學習和哲學功課應適合兒童的接受能力.(2)十七八歲——二十歲.這一階段主要是進行必要的體育訓練,為哲學研究準備體力條件.(3)二十歲——三十歲.進行第一項選拔,把那些在“勞苦的身體鍛煉、學習和戰(zhàn)爭恐怖中總是表現(xiàn)得最能干的孩子挑選出來”(《國家篇》537A),對他們施以數(shù)學、幾何、天文、音樂等“辯證法”預備性學科的教育.(4)三十歲——三十五歲.進行第二次選拔,“選出其中最富這些天賦條件的青年,在他們年滿三十的時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候,給以更高的榮譽,并且用辯證法考試他們.”(《國家篇》537D)凡經過考試的,可讓他們“用六年或者四年”(后“定為五年”)時間“專心致志地學習辯證法”(《國家篇》539DE).(5)三十五歲——五十歲.用十五年時間到實際工作中鍛煉,“強迫他們負責指揮戰(zhàn)爭或其他適合青年人干的公務”,目的是“讓他們在實際經驗方面不低于別人”(《國家篇》539E),同時還可以在公務中繼續(xù)考驗他們的素質.(6)五十歲以后——去世.他們必須接受最后考驗,使他們最終達到“善”本身,管理好國家、公民個人及他們自己.在剩下的歲月里用大部分時間研究哲學,在培養(yǎng)出國家的繼承人后他們便可辭去職務,進入樂土,并安居下來.
五、柏拉圖的學園
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諸實施,柏拉圖在雅典的阿卡得穆建立了自己的學園.關于學園建立的確切日期無從查考.“從建園的綱領和柏拉圖說起曾在40歲那年訪問意大利和西西里時確立的信念之間的明顯聯(lián)系來看,我們自然應該設想建園大概是在這個時期(公元前388—387年).”[1]學園的活動以“講學”為主,學習和研究幾何學在學園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學園入口處懸掛的“不懂幾何學者,請勿入我門”的名言充分說明了柏拉圖對于幾何學的重視.除幾何學外,柏拉圖學園對生物學、地理學、天文學、宇宙學等學科也開展了廣泛的學習與研究.學園除重視文、理科學習之外,最重要的,凌駕于一切學科之上的課程當屬柏拉圖的哲學,他將哲學之前的各門具體學科稱為“預備性學科”,而將學習哲學作為通向最高知識的“善”的理念的惟一途徑.阿卡得穆學園作為教育科學中心雖然以教學和科研為主,但它并不是與世隔絕的象牙塔.柏拉圖創(chuàng)辦學園的目的,就是要實現(xiàn)哲學和政治的新的結合,培養(yǎng)一批既精通哲學、自然科學又善于治國的政治人才,為他心目中的理想國服務.
二柏拉圖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統(tǒng)教育理論的人,其教育思想涵蓋了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階段,其關于教育的許多主張與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輝.但其教育思想如同其他思想一樣,也或多或少帶有時代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柏拉圖非常重視教育的政治意義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為其烏托邦式的國家政權服務的,其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經世致用的治國人才——城邦護衛(wèi)者,因而其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活動具有明顯的社會功利性,過分注重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他這種培養(yǎng)護衛(wèi)者的教育只能是極少數(shù)人享有的教育.柏拉圖重視早期教育,提倡公共學前教育,重視女子教育,主張男女平等,提倡德、智、體、美和諧發(fā)展,但他認為對兒童的游戲故事,唱歌的內容必須加以選擇,進行嚴格審查,原則是必須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忽視了兒童的個性和獨立人格的發(fā)展,他關于婦女兒童社會公有的思想更是有悖于社會倫理道德而應加以批判的.超級秘書網(wǎng)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與他的人性論思想是密切結合的.他認為,上帝造人分為三等,即金質、銀質和鐵質.他認為,“一個人屬于哪一種,他所生下來的子女就屬于哪一種.”[2]其遺傳決定論的觀點實質是論證奴隸社會階級統(tǒng)治的合理性.
柏拉圖的教育旨在與智者教育對城邦所造成的離心力相抗衡.對柏拉圖來說,教育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在孩子們身上培養(yǎng)音樂的機敏與身體的靈巧,也不是通過在神話和詩歌中所反映的人類生活來培養(yǎng)政治的和實踐的智慧,真正說來,它是一個人靈魂的內在和諧的塑造,即內在于人的不和諧因素的協(xié)調一致.教育是人身上難以調和的東西--野獸性與天使性--的統(tǒng)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這種統(tǒng)一,使人既不變成一頭馴順的綿羊(奴隸),也不變成一頭貪婪的狼(僭主).[3]人變成一個政治存在的潛能依賴在他之中這種哲學本性與尚武本性的統(tǒng)一.因此,教育并不是對某種技能的培養(yǎng),而是要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形成權力與愛知識的統(tǒng)一.
[1]〔英〕A•E•泰勒著,謝隨知等譯.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M].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10(1):14-15
關鍵詞:尼采;基督教——柏拉圖主義;權力意志;永恒復返
中圖分類號:B516.4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10
尼采將查拉圖斯特拉第一次下山時的情形比喻為即將溢出的杯子,而這一時刻即是查拉圖斯特拉人形與神形的臨界。這可以說是尼采精心設計的沙漏,因為根據(jù)權力意志,靈魂與肉體(生命)以一種內在的抽象形式往返于“高山”與“深淵”之間,“重力之神”在這一系統(tǒng)中徹底失效。亞里士多德以限制——有限——可分割——存在建立了存在物的單向“分聚”
亞里士多德認為,生成物處于存在物與非存在物之間,處于中間的存在物必然有一個終結,并且可以逆轉,也就是這一個生成,那一個消滅,一個東西只有通過最初的東西才能生成,所以它不是永恒的。如果不能期求達到某一界限,人就不會有所作為,在世界上就沒有理智這個東西,凡是有理智的東西,永遠是有所為而為。所有的東西就是界限,所有目的就是界限。(參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苗立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34-35.),相反,尼采將任何一個存在物存在的本身納入了權力意志的范疇,存在者通過其最初形式的重新生成構成了永恒返復的條件。與其說權力意志與永恒返復的結合是顛覆基督教——柏拉圖主義原子論的一種結果,毋寧說是一種必然的原因。海德格爾將二者的結合稱之為“最艱難的思想”和“觀察的頂峰”,“如果誰沒有把永恒輪回的思想與強力意志聯(lián)系起來,把前者思考為真正的要在哲學上思考的東西,那么他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強力意志學說的形而上學內涵的全部意義。”[1]
一、超越與被超越
查拉圖斯特拉下山的原因在于對人類的愛,然而眾所周知,尼采撒謊的本領不在柏拉圖之下
從根本上講,尼采與柏拉圖一樣深刻地看到:真理對個人及共同體的生命來說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須用謊言掩蓋起來。因此,正如柏拉圖強調一個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貴的謊言”一樣,尼采也認為一種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臘悲劇這樣高貴的藝術。(參見:吳增定.尼采與柏拉圖主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5.),我們完全可以將此時的查拉圖斯特拉當作尼采的雅努斯面孔,譬如尼采一方面如康德、黑格爾等傳統(tǒng)哲學家一樣沉思,將宗教界定為哲學的最高價值;另一方面又如迷狂的政治哲學試驗者一般,將“未來哲學”、“大政治”等統(tǒng)統(tǒng)設定為“未來宗教”的元素。我們可以大膽地將潛藏在尼采隱微術面具之內在矛盾性發(fā)展為一種內在的超越性,查拉圖斯特拉對于人類的愛其實可以被理解為對人類最致命的毒藥。尼采為人類的前路預設了兩個方向,亦即將人類按未來視角劃分為兩類。一類人最終能夠在物質與精神、靈魂與肉體的鴻溝之間建立橋梁,在偉大的“正午時刻”最終實現(xiàn)超人超人是尼采對未來人的設計。他部分是詩人,部分是哲學家,部分是圣人。他是詩人因為他是創(chuàng)造性的,但他高于當今的詩人,尼采批評后者撒謊(他們歪曲、篡改無意義的既成事物)、不能創(chuàng)造新價值而毋寧說充當傳統(tǒng)道德的奴仆,超人將創(chuàng)造新價值并且在這方面將類似于傳統(tǒng)哲學家,但他的創(chuàng)造將是自我意識的創(chuàng)造。最后,超人將類似于圣人,因為他的靈魂將包容基督教賦予人的全部深度。超人將是具有基督靈魂的凱撒。(參見: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政治哲學史(下)[M].李天然,等,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974.);第二類人在進路中逐漸衍變?yōu)橄饬艘磺袃仍诿艿娜祟愋螒B(tài),隨著矛盾與沖突的徹底平息,人類本身也滯于一種歸寂的、固化的、腐朽的形式,這就是尼采所謂的“再也無法鄙視自己的最可鄙的”
尼采借查拉圖斯特拉對末人的諷刺表達了對“最大上限的最大幸?!?、“兄弟情誼”、“人人平等”等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及社會主義口號的諷刺。(參見:彼珀.動物與超人之間的繩索:《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義疏[M].李潔,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69-73.)末人形象。末人是必然會被超越的,于是“超人”與末人之間形成了一種超越與被超越的關系,就此我們可以梳理出這樣一個邏輯:查拉圖斯特拉本身并不是“超人”,而是超人的導師、教人超人之人,牧羊人所最為關注的對象必然是羊群,而人類只有一部分可以成人超人(亦即超越了另一部分即將成為末人之人),因此,查拉圖斯特拉下山的目的是出于可能超越之人類而非所有的人類。
關鍵詞:東西方視角;理想國;差異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33-0061-01
柏拉圖是古希臘三大哲人之一,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又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又是西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独硐雵肥俏鞣阶钤绲恼軐W和散文體創(chuàng)作之一,是世界哲學寶庫中的閃耀之作,它涉及到了柏拉圖思想核心的諸多方面,這包括了哲學、倫理、政治、教育和藝術等重大問題?!独硐雵芬粫U述精彩、想象豐富、邏輯縝密、循循善誘、環(huán)環(huán)相扣,給我們后人描繪了一幅優(yōu)越的美好城邦畫面。本文便以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典范代表來對撞西方哲學的經典之作,借助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核心位置的儒、道和安逸閑適的隱逸詩人陶淵明對于理想世界的探索,從比較視野下來解讀東西方“理想國”之別,思考中西“理想”之異。
一、老子與《理想國》
老子和柏拉圖也都處在社會不安的環(huán)境中,他們都力圖改造自己的社會,從而建立起太平盛世的理想世界,但他們的方法卻相差很大。
“道”是老子哲學觀中最為核心的內容。老子推崇“無為”,也就是無為而治。老子的“無為”思想并不是讓人完全的消極被動,讓人不作為,而是要求我們要在客觀之中顯現(xiàn)人的主體能動作用,在無為中有為。老子認為“無為而治”,便可天下大治。
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主張正好與之相反。他認為通往理想國家必須把人們交給理性,要充分發(fā)揮好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抑制自己,遵從理性法則。柏拉圖認為,理想的城邦是一切公有。這里的人們必須遵從理性的安排,不論何時,各種事情男的女的要同樣干,而理想國的君王必須是文武雙全的最為人尊敬崇拜的優(yōu)秀人物來擔當。在柏拉圖《理想國》之中提出了“王者之術”,也就是讓“哲學王”來建立管理正義之城邦。哲學王是整個城邦“正義”的化身,其理性也最高,而哲學王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理性來實現(xiàn)整個城邦民眾的最大利益。
二、孔子與《理想國》
《論語》和《理想國》兩部著作產生都是在的奴隸制沒落封建制興起的時期,《論語》和《理想國》兩本著作都優(yōu)國優(yōu)民,都試圖在亂世中尋求天下大治的偉大理想,但是由于各自的文化的差異,讓他們在思想道德意識、倫理觀念與政治理想上的主張各不相同。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十分注重個人的修養(yǎng),他重宗族血親,主張先修身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傮w看來,《論語》中最為注重的首先便是個人修養(yǎng)問題。要實現(xiàn)理想王國必須從我做起,也即先修身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
柏拉圖的理想王國構建以其哲學基礎為根本,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將整個國家的公民分為三個層次,他指出各個層次的人需要各司其職,這樣國家才可能出現(xiàn)長治久安的良好局面。為此,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正義之國”,他從國家的職能出發(fā),主張實行貴族管理的政體,先要實現(xiàn)整個城邦的正義,進而再來實現(xiàn)個人的正義。他所倡導的正義具有殘酷性,比如柏拉圖為了減少存在的矛盾,甚至還提出了“共產”與“共妻”的想法。
三、陶淵明與《理想國》
《桃花源記》為我們描繪了世外桃源。桃花源的秩序是一種閑適自然的質樸秩序,“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怡然自樂”。在桃花源里,生活的是不是神仙,不是英雄,而一群很普通的人,這里沒有壓制的中心或者統(tǒng)治權威,每一種事物都不是對象而是存在,而且萬物表現(xiàn)平等、不可或缺。
理想國的世界與桃花源有很大的不同,這與人的意志訴求有很大關系。在《理想國》中事物的存在不再具有天然質樸的本源性,而成了實現(xiàn)某種意志的工具。理想國也推崇自由,但是這種自由是一種外在的自由。柏拉圖認為個人只有作為整體存在時才能顯現(xiàn)價值,個人只有將自身置于他所屬的城邦的利益時,他才是自由的人,有價值的人。事物真實存在的不是個別個體,而是整個世界,作為理想國來說,那就是整個人類,而為了實現(xiàn)到人類的整體幸福和最大利益,達到理想國世界,這就每個人把自己歸屬到城邦之中,把自己和城邦有機結合起來。
總體看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盡管東西方對于理想國的追求不斷,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更帶有質樸的自然氣息和閑適的人文氣息,而理想國則更有理性和法度的約束。在通往理想國的途徑上,中國傳統(tǒng)思想更抽象些理想化些,而理想國在實現(xiàn)路徑上更為理性具體。《理想國》體現(xiàn)了柏拉圖以智治國、理性之國的傾向,對于法制建設、制度建設通往理想國的道路很具有啟發(fā)意義,但是這樣的主張又相對地淡薄了親情倫理。
論文摘要:希臘大哲學家兼教育家柏拉圖的名著《理想國》,蘊涵著豐富的、迄今仍熠放著啟示光芒的教育思想。在這本著作中,柏拉圖廣泛涉及并討論了包括哲學、道德、民主、國家、教育等在內的許多問題,其中教育倫理思想尤為突出,對我們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與指導意義。
柏拉圖是一位在人類發(fā)展歷史上具有非凡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代表作《理想國》內容豐富、蘊涵深厚。不但哲學家能從中感悟到哲學的最高境界,社會學家能從中探索出人類的亙古追求,教育家也能窮其畢生精力從中推演出“理想”的教育體系。僅就書中直接討論的教育問題而言,柏拉圖講到了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和大學研究院的教育,以及工農、航海、醫(yī)學等職業(yè)教育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想國》不僅是哲學家的宣言書、治國的計劃綱要,更是一部教育理論力作,備受世人重視。本文僅對這部巨著中的教育倫理思想進行初步探討。
一、教育與政治緊密結合
柏拉圖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所確定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教育是為了培養(yǎng)符合其理想國需要的哲學家,這是他教育倫理思想集中體現(xiàn)的一個主要方面。他對準備作為統(tǒng)治者的哲學家的教育和訓練,是十分嚴格的,他們首先是與其他等級的人一起進行初等教育,學習音樂、體育,以陶冶他們的心靈,鍛煉他們的體魄,使他們形成符合奴隸主階級所需要的道德品質。他提出國家統(tǒng)治者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國家教育制度,統(tǒng)一管理國家的教育事業(yè)。他主張教育應該由國家來辦理,由國家實行嚴格控制,教師應由國家聘請,教什么內容應由國家審查。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教育培養(yǎng)出建立正義的理想國所需要的不同階層的人才。柏拉圖的這一思想是同其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把教育當作實現(xiàn)其理想國的工具。在柏拉圖看來,國家是否理想,關鍵在于能否造就理想的國家統(tǒng)治者,這對于能否建立理想的國家制度和政治生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國家必須建立在正義的原則之上,因為正義是國家的固有特性,是實現(xiàn)理想社會秩序的保證。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指出: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即每個人在國家里執(zhí)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而不干涉別人份內的事。柏拉圖認為,不同天性的人主要有三種:統(tǒng)治者、軍人和平民。三種人各有正義國家所需的三種美德:少數(shù)統(tǒng)治者應有智慧,是智慧的化身;軍人要勇敢,具備輔助統(tǒng)治者的能力;而一般平民則應具備節(jié)制的品質,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只有這三種人各負其責,分工協(xié)作,即統(tǒng)治者用智慧領導軍人、平民,軍人用勇敢保護國家和統(tǒng)治者,平民服從統(tǒng)治者領導,才能保證國家是正義的,人民是幸福的。在這里,培養(yǎng)人的問題至關重要,因此,柏拉圖提出,教育應是國家的事業(yè),教育管理權應歸國家所有。
柏拉圖還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了蘇格拉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專業(yè)化、知識化的要求被明確發(fā)展為以“哲學王”為核心的嚴格社會分工理論,“改善靈魂”的教誨被系統(tǒng)化為一種博大精深的“靈魂轉向說”。柏拉圖用這個充滿了神話寓言色彩的靈魂轉向說,描述了“哲學王”的培養(yǎng)過程,可謂希臘哲學和教育思想的皇冠。
二、音樂和體育是教育倫理思想的基礎
以音樂陶冶心靈,體操鍛煉身體,這在希臘有悠久的歷史,柏拉圖對此也很重視,把它們作為初等教育的主要內容。音樂先于體育。一般說,兒童在不能參加體操運動以前就聽成人講文學故事。音樂包括了詩歌、神話故事、舞蹈、音樂、繪畫造型藝術等,泛指藝術及文學各個方面。音樂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達到對美的愛,使護衛(wèi)者具備勇敢的美德?!皩τ诔前钭o衛(wèi)者來說,首要的美德是勇敢。要使護衛(wèi)者勇敢,他們就不能怕死”。音樂教育之后,年輕人應該接受體育鍛煉?!独硐雵吩谡撌鲶w育教育時,很多是在和音樂教育的對照中說明的。體育方面,護衛(wèi)者必須從童年起就接受嚴格的訓練以至一生。單憑一個好的身體,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靈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靈和品格就能使天賦的體質達到最好。最好的體育與理想的音樂文藝教育相近相合,這是指一種簡單而靈活的體育,尤其是為了備戰(zhàn)而進行的那種體育鍛煉。復雜的音樂產生放縱,復雜的食品產生疾病。至于樸質的音樂文藝教育則能產生心靈方面的節(jié)制,樸質的體育鍛煉產生身體的健康。年輕人接受了前述簡單的音樂文藝教育的陶冶,養(yǎng)成了節(jié)制的良好習慣,他們顯然就能自己監(jiān)督自己了。柏拉圖認為,音樂和體育都要對青少年(未來的城邦護衛(wèi)者)的心靈提供訓練,以培養(yǎng)他們良好的品格。這種受過音樂教育的青年,運用體育鍛煉,通過同樣苦練的過程,他會變得根本不需要什么醫(yī)術。在不畏艱辛苦練身體的過程中,心靈也得到鍛煉。
音樂和體育是相對應的,它通過習慣教育護衛(wèi)者,以音調培養(yǎng)某種精神和諧,以韻律培養(yǎng)優(yōu)雅得體,還以故事的語言培養(yǎng)與此相近的品質。城邦戰(zhàn)爭的需要導致城邦護衛(wèi)者的產生。城邦的統(tǒng)治者的首要任務是選拔合格的城邦護衛(wèi)者,因為哲學王也是從護衛(wèi)者中遴選出的。護衛(wèi)者需要把愛好、智慧、剛烈、敏捷、有力這些品質結合起來。對于護衛(wèi)者的教育,總而言之,就是用體操來訓練身體,用音樂來陶冶心靈,充分體現(xiàn)了柏拉圖的教育倫理思想。
三、“善”理念的學習
柏拉圖把對“善”理念的學習視為最大、最高、最重要的學習。這是柏拉圖教育倫理思想中的最高境界。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即“善”的理念的實現(xiàn)。人的靈魂中有先天的“善”。于是,教育的目的和任務就是如何引導人們去認識這個“善”,而教育的內容就是該用什么在最大的程度上去實現(xiàn)這個“善”。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柏拉圖就用太陽來比喻“善”理念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以實物為載體的比喻都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事物本身的方面,一個是它所象征的方面。“日喻”中的太陽,作為現(xiàn)實的事物它確是可見世界之所以可見的原因,也是萬物產生、生長和營養(yǎng)的源泉,這些確是太陽之“善”。柏拉圖把現(xiàn)實的太陽所擁有的這些“善”升華了,變成了理念世界的太陽,即善本身。這個理念的太陽乃是整個可知世界之所以可知、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并且間接地成為可見世界之所以可見、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人的靈魂要從可見世界轉人可知世界,就必須學習和掌握“善”理念。
說到底,柏拉圖的“善”理念乃是他心目中一切人類美德的集合物。他的《理想國》同樣也是把對善的理念的追求看作是最終的目標。“意見”不能形成知識,而只有理念是理性的認識對象。對理念的追求,才能獲得真知識,找到真理,達到“善”。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它是構成現(xiàn)實道德善的根源。不僅如此,善的理念還是使人具有識別善惡能力的本體?!独硐雵分校乩瓐D通過比喻形象地表達了這一思想。形而上學的生命沖動驅使著他為這一人類文化的抽象總體概念尋找本體論根據(jù),因為他要為美德尋找根源,為人尋找藍本。但是,通觀整個日喻,柏拉圖并沒有說清楚這一問題。然而他雖然沒有回答問題,但的確深化了問題,并在這種過程中發(fā)展了他的兩個世界即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兩種心靈即知識和意見的思想,并且深刻地揭示了作為可見世界的具體個人,只有通過對以“善”理念為核心的可知世界的模仿或學習,才能逐步實現(xiàn)靈魂轉向,最終進人光明世界。
四、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權利
關 鍵 詞:伊本?圖斐利;哈義?本?葉格贊;政治哲學;伊斯蘭思想;思想史
《哈義?本?葉格贊》是阿拉伯哲學家伊本?圖斐利的著作。根據(jù)其生前記載,他的后半生幾乎是在宮廷中度過的。他著書數(shù)卷,但能夠流傳下來的只有該著作,“其原因可能要歸于他崇尚的思想。過去的年代里,持門戶之見,暴虐迫害的群小們總是不遺余力地扼殺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學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產品(在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尤甚)。伊本?圖斐利的思想必屬被消滅之列。因此我們僅耳聞許多早期阿拉伯優(yōu)秀進步著作的書目,卻無緣目睹。” [1]2圖斐利的著作也許就是遭到了這樣的厄運。
圖斐利生活在宮廷的政治旋渦之中,根據(jù)他的政治經驗,他已經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試圖以哲學的沉思活動來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義?本?葉格贊》這部著作恰恰表現(xiàn)了這一點。他在《哈義?本?葉格贊》中以隱微的方式向我們表達了這樣一個主題: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學。這不能不讓人聯(lián)想起18世紀另一部著作——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它倒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產物,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圖景?!豆x?本?葉格贊》的創(chuàng)作早于《魯賓遜漂流記》。有專家認為,笛福在創(chuàng)作《魯賓遜漂流記》時,曾受《哈義?本?葉格贊》的啟發(fā)。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著作僅僅是對《哈義?本?葉格贊》著作的摹仿,這種摹仿是以啟蒙式的主體性原則顛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則。這同時也是一次大的哲學反叛行動,即科學對古典哲學、現(xiàn)代對古代的反叛行動。這次行動提出一個尖銳而深刻的問題,即古典哲學在面對現(xiàn)代科學生活世界時如何生存。科學對古典哲學的挑戰(zhàn),使古典哲學面臨合法性與正當性危機。于是,當我們再回到《哈義?本?葉格贊》的文本,對其進行解讀時會發(fā)現(xiàn),盡管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是對《哈義?本?葉格贊》的形式摹仿,但從前者對后者的思想觀念或者精神實質的顛覆來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古今之爭。
一
圖斐利在《哈義?本?葉格贊》開篇為葉格贊的出身設立了謎局,沒有直接說葉格贊是由誰所生,“赤道線有一個印度島嶼,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親,也不要母親?!盵1]29這為“先知穆罕默德提到過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亞當”[1]36的話題做了鋪墊。于是,就有人以此為依據(jù),認定葉格贊就是那樣出生的,這就形成對葉格贊出生的第一種說法。接下來圖斐利筆鋒一轉,使用古典政治哲學家柏拉圖慣用的講故事的修辭手法,開始敘述葉格贊出生的第二種說法。一個大島國的國王的妹妹與國王的親戚兩人相愛,卻遭到國王的干涉而不能結婚,于是,兩人按照當時慣例偷偷成親,不久產下男嬰,后來怕被別人發(fā)覺此事,他們就把孩子放在釘好的木箱,放進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個荒島,箱子開裂,一只母羚羊發(fā)現(xiàn)了箱子內的嬰兒,把他撫養(yǎng)長大。這形成了葉格贊出生的第二種說法。這兩種說法構成了葉格贊的誕生論:第一種即葉格贊無父無母,誕生于自然,這種說法是依據(jù)自然法則的,這恰恰說明“自然是萬祖之祖,萬母之母”92,圖斐利闡明自然,是想闡明哲學的出現(xiàn)。沿著古典政治哲學的思想路徑,“哲學由對祖?zhèn)髦锏脑V求轉向了對于某種比之祖?zhèn)鞯母庸爬系氖挛锏脑V求?!匀槐戎魏蝹鹘y(tǒng)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傳統(tǒng)都令人心生敬意。” 92因而哲學在根除權威之后,自然就是標準,自然意味著正確和正當?shù)?。第二種為約定說,認為依據(jù)約定法則,約定、祖?zhèn)?、權威是正當?shù)?與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對萬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學,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處境十分艱難。如果我們把葉格贊看成是哲學的意象,他的誕生就是對現(xiàn)有權威的挑戰(zhàn),同時政治與宗教卻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學生活成為可能。如果沒有政治與宗教的沖突,就不可能有葉格贊被放進釘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讓海浪把木箱推向島嶼的情況,也不可能讓葉格贊“從一種時代進入新的境況,最后達到‘完人’的境界”[1]34。圖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學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學觀點。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實施公開統(tǒng)治的哲學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學家的一種隱秘的王者身份。這個哲學家,正是因其是一個‘探究者’,才成為一個‘完滿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個不完滿社會的成員,對這個社會,他嘗試著在可能的范圍內加以人性化”207。法拉比通過變通的修辭方式,為他同時代與以后的阿拉伯哲學家從事哲學活動贏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圖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對法拉比“完滿之人”的另一種政治哲學理念的表達。
政治哲學之所以在伊斯蘭世界能夠扎根,除了法拉比對古希臘柏拉圖政治哲學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資源。如果我們考量伊斯蘭教的啟示就會發(fā)現(xiàn),首先伊斯蘭教所關注的不是一個信條,也不是一條教義,而是一種社會秩序,使《古蘭經》構成終極政治社會秩序的解釋依據(jù)。然而,終極秩序的建立者則是先知立法者,它不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學家,這樣,先知立法者被構想成為哲學王。哲學王不僅是亞里士多德統(tǒng)緒中的主題,而且是柏拉圖政治學的主題。而“先知學因此是一種地道的政治哲學,且是柏拉圖政治哲學。與此同時,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學的視野,這些伊斯蘭哲學家才能回頭并看穿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其實就是先知學(Prophetology)”248。當然,我們深知,伊斯蘭語境中的先知哲學王是不同于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哲學王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難理解圖斐利為何對葉格贊的出生要做兩種處理。
如果說哲學活動在古希臘雅典是一種公開的活動,這就意味著哲學就是政治哲學,那么,哲學在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就是一種隱秘的私人活動,這使圖斐利在處理哲學與宗教政治生活的關系時并未采取古希臘方式,而是以一種溫和而保守的方式來解決。在古希臘的自然說和約定說之爭中,哲人蘇格拉底站在自然說立場上反駁普羅泰戈那等智者學派的約定說,從而為哲學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進行辯護。這個棘手的問題在圖斐利這里就轉化為哲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他既不能用哲學駁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駁斥哲學,因為在政治哲人施特勞斯看來,哲學與宗教誰也無法駁倒對方。圖斐利深知這一點,為了能夠繼續(xù)維持伊斯蘭教帶給阿拉伯人的社會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況下,使人們通過智性活動獲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雙重真理觀,“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調合宗教和哲學傾向之端倪?!?373當圖斐利在描寫葉格贊一出生就被裝入木箱,讓海浪送到一個島嶼時,就已經暗示哲學應該在自己的活動范圍內自由活動,而不應該變成“實踐哲學”,哲學家也不該是革命的實踐者和急先鋒。因為哲學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癲狂性”,它是一種用真理取代意見的知性活動。同時,任何政治社會的存在都離不開道德與宗教信念,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維系,如果這些意見和信念被哲學所顛覆,就會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甚至社會的崩潰。身處政治活動中心的圖斐利對此頗為熟知,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學家,他能夠比任何人更深刻地體驗到哲學與宗教之間的激烈沖突。在伊斯蘭世界,“哲學的合法性沒有得到承認”,必須采用顯白的教誨,它就像一層鎧甲,哲學穿著鎧甲出場既不傷害別人,也保存了自己,這是一種政治的考慮。圖斐利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給《哈義?本?葉格贊》穿上鎧甲,使這部著作廣泛流傳,并被譯成德、法、英、俄等多國語言??梢哉f,這部著作不是簡單的文學作品,而是可以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相媲美的政治哲學作品。
二